吴军博士,硅谷投资人,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计算机科学家。
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是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在美国两家风险投资基金(中国世纪基金和ZPark风险基金)分别担任董事和顾问,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会董事,及该校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顾问。他曾经是国家重大专项“新一代搜索引擎和浏览器”项目的总负责人。从2012年起任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家和顾问。
吴军博士于2002年加入谷歌公司,与同事一起开创了网络搜索反作弊的研究领域,并因此获得谷歌工程奖。吴军博士还是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2010年加盟腾讯公司,出任负责搜索和搜索广告的副总裁。2012-2014年回到谷歌,领导计算机自动问答项目。2014年,他在硅谷创办了丰元资本风险投资公司。
吴军博士的著作《浪潮之巅》首版荣获“蓝狮子2011年十大商业图书”奖。《数学之美》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第五届中华出版物奖、2014中国书业评选年度图书,入选广电总局“2014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图书”及“2014年中央党员干部推荐书目”。《文明之光》荣获2014“中国好书”奖。《大学之路》荣获2015“华文好书”奖。
最早看到吴军博士的《浪潮之巅》,是在Google黑板报上。2007年,任Google资深研究员的吴军,应邀为Google黑板报撰写文章,介绍他对互联网和IT业界兴衰变化的观察和思考。由于文章篇幅较长,被单列为“浪潮之巅”栏目分次刊出。设立该栏目的直接收获就是,Google黑板报随后人气大增,增加了大批的追随者。作为《浪潮之巅》的最早一批读者,我当时就感觉,这个系列完全应该编纂成书,如今,这个感觉变成了现实。
对于吴军,我比较熟悉,因为在语音识别领域,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并曾作为同事有过很多交流。吴军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致力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研究。我在2005年加入Google时,吴军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在Google期间参与主持了许多研发项目,并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论文、获得和申请了近十项美国和国际专利。
我认识很多顶尖的工程师,但具备强大叙事能力的优秀工程师,我认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吴军是其中之一。从AT&T、微软、Google、思科等引领整个时代浪潮的公司历史叙述,到硅谷之所以成为科技中心所依靠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再到科技公司发展壮大过程中风险投资、银行、产业规律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危机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为科技产业带来的冲击和革命……虽然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通过这本书中看似波澜不惊的行文,你会读出一个从事互联网行业十多年的“老行家”个人独到的见解,以及一个身处“浪潮”中的“弄潮儿”的切身体会。
作为“兼才”,《浪潮之巅》恰恰因此具备了两方面的优势。首先,作为一位曾每天与程序、算法、科研打交道的Google最优秀的研究员,势必能更客观地描述那些科技公司的兴衰得失,不会人云亦云,更不至于离题万里;第二,作为一位拥有写作天赋的工程师,吴军能够确保文章的有趣与可读,不会容忍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本呆板的教科书式读物。
《浪潮之巅》又不仅是一部提供“快乐阅读”的大公司商业史,它融汇了作者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更包含了大量的独立思考与独特见解。这份心血,不仅是他个人的天赋使然,也是他始终在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的文章,没有将目光局限在大洋彼岸,内容上也不仅是停留在对若干巨头企业的探查。作者试图从整个产业链上向读者揭示科技公司的运作规律,并通过大量的调研与观察,客观分析中国本土企业在这次科技浪潮中的地位与影响。实际上,作者吴军本人也已离开了Google,目前正在一家中国著名互联网公司担任其核心业务的领军人物。
《浪潮之巅》不是一本历史书,因为书中着力描述的,很多尚在普及或将要发生,比如微博与云计算,又比如对下一代互联网科技产业浪潮的判断和预测。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科技、对创新、对互联网都充满“虔诚”信仰,并为之激情四射。
很多人读了《浪潮之巅》后都问我:“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你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书,而且涉猎如此广泛?”甚至有人以为我曾经是Google研究经济的科学家。
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原本就是应该培养具有多种特长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一个很窄的领域的专家,这一点我在拙作《大学之路》中反复强调。但是,由于国内的教育实际上走的是专才教育的道路,能撰写论文之外其他专题书的人很少,大家才会有此疑问。
其实,大部分科学家并非如同宣传的那样,戴着厚厚的眼镜,言语木纳,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在真实的世界里,很多科学家,比如在《浪潮之巅》中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亨尼西院士,Google董事会主席施密特(美国工程院院士),太阳公司的创始人贝托谢姆,DSL之父西奥菲院士,WebEx的创始人朱敏,以及大家熟悉的李开复,这些科学家在商业上都非常敏锐(Business Savvy),而且取得过成功。另外,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在学科之外的领域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图灵博士是世界级的长跑好手,曾经战胜过奥运会亚军,索尼公司前总裁大贺典雄既是一流的工程师,也是专业音乐人士,他定义了我们今天激光唱盘的格式。在中国提倡大众创业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通才,特别是企业家们需要了解技术,工程师们需要具备商业头脑。当然,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用心地学习。Google早期的时候,创始人拉里·佩奇经常是一边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一边研究着某个公司的财务报告,一边分享他的体会。Google最早的许多员工同样对商业很感兴趣。当然,要系统了解商业,就需要有专业的老师。因此,我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很多专业人士,包括投资银行的基金经理,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家,跨国科技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很多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这些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用心去了解商业的规律,本意是为了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让我管理的基金投资有好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让我一生的时间投资有效。对我而言,时间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要把它投到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地方去。经过我的学习、思考和实践,我认定这样一个规律: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对个人来讲,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便不枉此生。
读者们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写《浪潮之巅》?”
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了解美国,了解科技产业,而不是写一部IT史记。正如大部分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一样,很多中国人也不了解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很多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名牌时装和化妆品;2008年以后还包括了金融危机、债务、霸权等很多负面因素。这些东西固然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也仅仅是一部分。科技公司、创新力及商业的公平性也是美国的一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面。正巧2007年,Google中国黑板报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版面,让我有机会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及它们的成长规律。
科技工业和传统工业不同,它的发展很快,能够赶上并抓住机会的是少数人,我们早年使用的很多科技产品,包括卡式录音机、录像机、胶卷照相机、针式打印机、计算机软盘、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的电视机和显示器,现在已经消失了,而我们的子孙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们。当然,和它们相关的技术也就不再需要了,这让很多风光一时的公司落伍,很多专家被淘汰。中国有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的确如此。我写这些内容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看清科技工业的发展规律,抓住机遇。
科技工业的快速变化,使得我需要不断更新这本书的内容。而每次更新内容,又督促我认真地了解产业发展,学习新知识并总结各公司的经验,因此,写作和修订这本书也成为了我学习的过程。从2014年底开始,我辞去了Google的职务,专职做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便于把握IT行业的变化。今天,《浪潮之巅》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如果算上最初的黑板报,这应该是第四版了。在这一版的很多章节里,我有选择地保留了前面几版的内容,以便读者对照,看到科技工业的变化,也看到我思考问题的方法。
读者们经常问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的写作是跟谁学的,因为很多学文科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如你生动?”
谈到写作,我在这里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余顺吾先生,他曾经是一位编辑。几乎所有的中学生,为了文章写得漂亮,常常苦思冥想编造动人的情节,寻找华丽的辞藻。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的这位语文老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彻底改变了我写作的方法。他让我关注内容,用朴实的文风表达自己的体会。第二个人是我在美国的导师库坦普(Sanjeev Khudanpur)教授,他训练了我讲话和写作的逻辑性,比如怎么立论,并用论据支持论点。他是一位细节大师,要求我做到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不多说哪怕是一句废话,也不落掉任何一句关键的话。其实,要想写得好,首先要说得清楚。然后,再用大家喜欢的语言,把要说的话描述出来,就形成了好的作品。
第四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没落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依然会很强大,虽然它可能没有半个世纪前强大。从以下表中所列的改变世界的发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科技竞争力的国家。其实即使在经济上,美国的问题也远没有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美元的发行量其实比人民币少很多,这个我会在今后的博客或书中讲到)。中国成为G2中另一极的希望很大,能不能成功,关键要看能否像日本那样有真正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精髓。要想超越美国,路还很长,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希望在一个世纪之后,后人再次填写这样一张表格时,在“国家”这一栏里大部分填的是中国。